中國現狀的企業管理培訓是怎樣的？
訓練是喚醒對象的意識，洗腦是訓練對象的盲從。所有煽動情緒追隨、鼓勵非理性狂熱、引起感染性氣場、適度貶損、嘲諷觀眾強化權威等手段都是常見的洗腦。企業實踐者應該明白，任何學習最終都是自學；任何訓練最終都是自治。下面就由小編為您介紹一下中國現狀的企業管理培訓是怎樣的？
中國現狀的企業管理培訓是怎樣的？
管理學誕生之初，咨詢和培訓便如影隨形。科學管理的創始人泰羅，其正式身份就是咨詢培訓師；管理學體系的構建者法約爾在退休后，也把一腔熱血獻給了培訓事業。如果了解管理學誕生時期泰羅的“賠錢賺吆喝”，法約爾在管理教育方面的宏偉設想與實踐，就不難看出在管理學科誕生階段，培訓與學術的“親密關系”。
然而唇齒相依的同時，難免咬了舌頭或者崩了牙齒。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管理學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學術與實踐如何對接？在管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咨詢培訓工作者、企業實踐者之間的摩擦不斷。這種摩擦在今日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中國的管理學研究與實際需要的距離越來越大；而中國的管理培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天橋把式”和“江湖游醫”。分析其中的來龍去脈既有利于管理學在中國的縱深發展，也有利于企業的轉型與變革。此類問題如何解決，是真正的管理學“前沿”。
然而中國的問題不同于歐美。如果說西方是分工不同造成的問題，而在中國則是分裂造成的問題。如果說分工會產生隔閡，那么分裂則會催生大量的江湖游醫。
江湖化的管理學界 中國已經有了眾多的商學院，有了數量龐大的管理學教授隊伍，但教授們的主要精力放在學術，尤其是官方的考核指標和聘任標準方面—用中國數據驗證西方理論，聚焦各類頂尖期刊和官方項目，在管理實踐領域基本上沒有影響。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訓師幾乎不看這些東西。所以，在西方通過咨詢和培訓能夠進入企業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國基本上不存在。
有人認為，中國的商學院也給企業提供了大量咨詢服務。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中國商學院能夠給企業提供的咨詢和培訓，大量屬于非管理性質的具體技術方案，以經濟、會計、金融等內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極少。而關于人力資源、領導力、組織變革等方面的培訓基本上不是商學院進行的。
與此同時，中國大學教師的選留、考核、培養、晉升制度，導致中國管理學界很難形成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在大學教授中，既有從事真正的學術性研究的圈子，也有琢磨政策動向、揣摩文件和領導意圖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間缺乏規范的學術交流，很難形成嚴格的學術對話，使學者隊伍也出現了“江湖化”現象。某大學校長以網絡語言講演引起轟動就是一例。不可否認，演講能力、親民姿態確有必要性，但當一個大學校長以充滿網絡俚語和“段子”的講演把畢業生送向社會的時候，只有煽情而沒有對學術的敬畏，只有媚俗而沒有厚重的教養，就有可能把大學變成說相聲的天橋。單純看口才和包袱逗哏，郭德綱要超過大多數的教授。這就給商學院的培訓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是知識和思維訓練，還是段子和相聲娛樂？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西方理論大都“水土不服”。如何使普適性的管理學理論與中國的具體情境相結合，一直是困擾國內教授們的難題。一批學者一直在從事“中國式管理”（以曾仕強為代表）或“東方管理學”的研究，試圖以西方式的科學方法解讀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境，但這種努力尚未脫離學術軌道。
同西方相比，中國未能形成管理學的學術共同體（主要表現為評價標準非學術化，跟風式的機會主義），培訓缺乏學術支撐（學者和培訓師兩個群體之間斷裂）。企業家的成長道路差異，使面向中小企業的培訓難以滲透學術內容。這些問題，會對中國的管理培訓帶來比較長期的負面影響。
中國管理培訓的混亂是時代造成的。在20世紀80年代的賣方市場時期，無論如何強調產品質量，效果都很小。
20世紀90年代轉變為買方市場后，企業開始自覺關注產品質量。曾幾何時，溫州的劣質鞋銷往全國各地，后來溫州人自己焚燒銷毀劣質鞋。沒有他的原因，市場力量。如今，在企業從資源到管理的轉型中，誰能走在管理培訓的前列，誰就有可能在未來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以上就是小編為您介紹的中國現狀的企業管理培訓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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