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共享、擴散與整合：“救命文檔”帶來的媒介啟示
7月下旬發生的河南暴雨事件中，涌現了許多揪心與暖心的故事，其中，一個救命文檔在24小時內被訪問超過250萬次的經歷，讓媒體和網友充分感知到了共享型媒介的力量。
在如今的互聯網生態里，這種共享不在少數，也讓我們感受到科技和媒介向善的力量。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聚焦于共享型媒介，試圖從以下三方面發起討論：
1、從疫情時的愛心超話到暴雨里的共享文檔，帶有信息協同、共享性質的媒介都有怎樣的特征？
2、從施拉姆的“共享說”出發，參與信息共享有哪些具體案例？實現了怎樣的效果？
3、我們應該具備怎樣的數字思維，讓彼此通過媒介更好地互動與連結？
其實，這次的“救命文檔”并不是第一個在社會事件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共享式媒介。從早期各大網站推送的尋找走失兒童，引發全網接力，到疫情期間的各地救援愛心超話，再到這一次的百萬人同時在線協作文檔，數字工具不斷演化，提高了信息協同的效率，傳遞了互聯網普惠的價值。
7月21日凌晨2點37分，仍然很“忙碌”的文檔。圖片來源：手機實時截圖
那么，這類媒介形式都有著怎樣的共性呢？
首先是極簡的產品特性。在線表格，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辦公工具，具備瀏覽、編輯、分享的基礎功能，在信號一般的環境里也有可能被打開，意外地在一次災難性事件中傳播了最實用的信息。
一個入口，能夠集納無數原子化的力量。信息傳遞的形式在革新，流程也不斷簡化。
第二點是珍貴的實時性。不同于傳統媒體時代報紙上刊登的尋人啟事，網絡時代“刷新即可得”的模式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損耗。社交媒體不斷翻新的“信息接力”，文檔中一個又一個不同顏色的閃爍光標，這種與你同在的場景為人們提供了獨有的安全感。
這種“情感同行”背后體現出兩種價值：一種是團結，因為共同的愿景，過去的陌生人成為此刻的伙伴；另一種是彌補信息差，共享環境里，會有掌握更多信息和資源的人，例如組織線上問診的醫生、提供避險場所的商戶等等，借助共享媒介，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便捷地傳達給了其他人。
第三點則是對信息的充分信任。人們所付諸的信任其實也是一種資源，讓信息能夠在技術的投影之下發揮更大作用：除了“救命文檔”，央視、騰訊、快手、知乎等各大平臺所開設的緊急互助渠道也是如此。
這種由平臺、參與者、救助者、自救者彼此信任、共同搭建而起的“信息虹橋”，像是創造了一個“道德算法”，人的倫理與價值觀被嵌入技術之中，提高了此類媒介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不過，相比過去的全網尋人或者尋找稀缺血型的接力，這一次社交網絡救援目的性更加明確、速度更快，扁平化的信息交流讓更多的民間力量被看見和被關注。從這個角度來講，數字工具作為媒介，賦予了“協同共享”更深度的實現方式。
在相關學者關于“群體活動”定義的討論中，主體之間的信息交換存在不同深度的互動方式，而“協同”作為相對較為“深入”的一個等級，提供了最高的信息密度，也將境界上升為“為完成共同目標而協作”。[1]
按照這個定義來說，微信聊天中的救援信息互換算作“交流”，知乎中對洪災提出的回答建議算作“貢獻”，官方對救災的多方指示算作“協調”與“合作”，而不斷更新的在線文檔則可以被稱為“更加深度的協同”。
全國各地形形色色的個體，在看似簡單的文檔編輯背后，實際上都發揮著自組織、自生產精神，運用數字技術為需要幫助的生命尋找機遇。
圖片來源：《信息協同:內涵、概念與研究進展》
“傳播是對一系列傳遞消息的記號所含取向的分享”，在諸多關于傳播學的定義當中，美國著名學者施拉姆提出了“共享說”，不同于其他學者提出的“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會發生損耗”，他認為信息更多是一種擴散狀態，把少數人擁有的信息變成大多數人共有。
從這個意義來說，具備實時多人編輯功能的在線文檔等一眾“共享型媒介”，契合了施拉姆的觀點，同時也體現了去中心化的理念。
這樣的媒介，不僅在國內，在全世界的各個角落也能找到類似的應用案例。
2019年，在戰火不斷的南蘇丹，家庭失散、孩童流離失所現象頻發，當年7月，聯合國兒童基金（UNICEF）與慈善組織Save the Children宣布利用數字科技，在這個大約1100萬人的國家里推進孩子與家庭團圓的速度。
包含推出一個可共享的線上資料庫與應用程序，當地居民可以在其中添加錄音與照片，更加直觀、方便地管理孩童失蹤案件。雖然此類應用軟件在其他地區已經不算少見，但基于南蘇丹當地的特殊情況，依舊緩解了燃眉之急。“有了這個APP，我們能夠將此前社工的零散工作帶向21世紀的科技時代。”Save the Children的負責人Hansraj如此評價。
慈善組織Save the Children海報，其愿景是維護一個所有兒童都能享有生存、保護、發展及參與權利的世界。圖片來源：Save the Children官網
同樣是2019年，40名美國大學生開發了一個叫做“RiceUp”的安卓手機應用程序，類似于Uber的邏輯，用來幫助菲律賓的農務工作者，為他們架構起一條與消費者直接聯系的渠道，同時也在軟件中提供商業與財務的信息。截止2019年底，當地已經有超過3000名農民下載并使用該軟件，他們的平均月收入從71美金提升到500美金。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印度德里，一個叫“SafetiPin”的應用程序，能夠支持使用者輸入具體區域照明、可見度、交通情況、人口密度等資料，從而對所在的公共區域的安全度進行評分，直接目的是加強對當地居民特別是女性的安全保障。如今，用戶已在這個軟件上累計上傳了超過5.1萬件資料。
“SafetiPin”應用程序。圖片來源：SafetiPin官網
谷歌瀏覽器推出的“逃離泡沫”（Escape Your Bubble）插件，則有意將不同視角的文章自動導入用戶的信息流，提供逃離“信息舒適區”的可能性，利用“道德算法”解決“技術偏見”。
又如，2017年，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政府啟動的“BA Obras”計劃，不僅是一個原始資訊的公開站，更是一個以開放原始碼為基礎的線上社群，目前該計劃已經收錄了一千多項工程資訊，更是吸引了墨西哥、巴西等國開發類似的服務。當地有評論文章總結該項目成功的原因：“把資訊做得易懂、簡單，且以市民為核心”。這種“算法正義”，其實就是數字思維中對人文精神的尊重與再強調。
圖片來源：BA Obras官網
結合這些案例來看，以一種非強制的狀態維系群體關系或實現信息共享，在很多場景里都能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傳播學視閾內，與之類似的理論是美國著名傳播學家詹金斯提出的“參與式文化”，指的是媒介技術能夠賦予普通人更多可能性，來參與到對內容的觀看、存檔、消費、挪用與再傳播的過程，從而開放更多從“媒介內容消費者”到“媒介內容生產者”的窗口。
然而，雖然同樣是受技術的賦能，本文論證的共享型媒介不僅僅是作用于文化內容，而是更加集中、更加深入地對社會各方產生影響。原本分散在社會各處的個體的知識與經驗，通過共享型媒介得到整合。
某種程度上，這種“多人在看”的場景又何嘗不就是一個小型輿論場，而后者終究還是需要通過或多或少的規則，以達到兼顧效率與秩序的目的。
在現階段，網絡協同可能還需要“意見領袖”這類角色的存在，這既包括官方快速的組織介入，也包括在各行業擁有專業知識技能的個人入場指導。
另一方面，共享文檔的“現象級傳播”以及各大機構迅速推出的緊急互助渠道，也展現出了“數字思維”的重要性。
而數字思維之一，就是能夠在事情發生初期優先考慮到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幫助達成效果。
越來越多的組織與個人，開始具備這種“數據洞察力”以及“數據執行力”。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利用數字機制思考，意識到個體與技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能夠放大數字技術的力量。這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
如上所述，當我們意識到一個小小的文檔能夠成為挽救生命的信息通道時，我們會迅速奉獻出自己的力量；而當我們意識到哪怕一點微小的舉動能夠產生效果（例如看到朋友圈、微博越來越多人也開始轉發，形成群聚效應），我們會對這種數字互動產生信賴與更多的動力：于是，文檔里最開始只有“求救人員信息，救援人員信息”這兩行信息，一天之內飛速增加了“漏電風險地區“、“官方/民間救援隊信息”、“醫療信息”等新的維度。這是人們靠著救人的本能，創造性地開發出救命的功能。這種強大的數字執行力是對文檔功能的再生產。[2]
其二，利用算法與人性更好地連結，是一大發展方向。在新冠疫情與河南暴雨這兩件引發全民關注的事件上就能夠看出，即使推送、推薦這類以算法識別為主導的渠道依舊存在，但機構、社交平臺、媒體以及互聯網公司越來越重視收集人們的“集體智慧”，通過超話、文檔、問卷、問答等多種形式，使得呈現在受眾終端的內容更具有“公共屬性”。
種種現象，展示了數字、科技、媒介與人性奇遇般地契合。這一過程中，信息的共享、擴散與整合幾乎同時在發生。誠然，這其中有許多風險與不足需要再探究，但其進步之處也足夠顯著——沒有人始終旁觀，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參與者。
參考鏈接：
1.馬捷,張云開,蒲泓宇.信息協同:內涵、概念與研究進展[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8,41(11):12-19.
2.http://zqb.cyol.com/html/2021-07/23/nw.D110000zgqnb_20210723_2-05.htm
3.https://safetipin.com/
4.https://www.hawaiinewsnow.com/2019/05/22/hawaii-students-create-innovative-app-thats-helping-hundreds-philippine-farmers/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Lilyann，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