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版“趙麗穎”改命:16歲輟學打零工,35歲拿100萬返鄉當老板
現實版的《幸福到萬家》。
天下網商 葉晨
編輯 李丹超
王平第一次走出貴州群山,還是遙遠的2001年。
很多人還夾有新世紀的興奮,而16歲的她感受更多的卻是一種來自外界的陌生——從家鄉貴州省黔東南州施秉縣出發去廣東,路上就花了3天。其中有一天車壞在山道中途,“我不敢下車,不敢和人說話,十幾個小時就抱著裝衣服的麻布袋,縮在位子上。”
和當時一些女孩一樣,王平半憧憬、半彷徨地從大山里走了出去。
她們的身上有很多共同點,比如都向往城市生活,再比如職業比較多變——可能是服務員,是柜姐,是銷售,是教師,是個體戶,是新晉的客商……這些工作經歷,或多或少改變了她們的思想,改變了一個個家庭。
2020年,王平選擇返鄉。
幾年前,她用積蓄在貴陽本地一家醫療美容機構搭了一點股份,靠分紅基本可以月入兩三萬元。在外漂泊了近20年的王平,對外界不再抱有年少時的好奇,反之,她越發向往一種“不折騰的生活”。
在施秉縣的甘溪鄉望城村,她拉著家人在山里蓋起民宿,去年正式對外營業。籌辦民宿期間,她還參與了“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計劃,又赴浙江等民宿產業高地考察。
原點回歸的新工作,將她從銖積寸累的疲乏打撈出來。在大山深處,女性可以不用面臨城市職場的層層年齡限制,不用丟下家鄉的子女、老人,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自主選擇提升的方向,在民宿等載體提供的非標準化工作環境下,她們有能力讓下一代接受陪伴式的教育,呼吸山水、掌控生活、創造未來。
逃離大山
入暑的貴州晴了許久,天湛藍、云很低,26℃的氣溫令人舒適。王平收到螞蟻集團的邀請做民宿運營分享,一路從施秉縣開車來到雷山縣,前后不到2個小時。
這個季節,西瓜和梨子迎來成熟。20多年前,兩種水果曾經是王平全家的主要收入倚仗。
那時候,每天早上7點,王平和姐姐要跨越30里地,去一個景區賣瓜賣梨,下午5點不管有沒有賣完都得趕回來,晚上的山路會更難走、野獸更多。“有次,一只鷹叼著蛇從頭頂飛過,嘴一張,蛇就掉在了面前,我們嚇得腿軟了。”王平說。
和姐妹作伴的,是家里那匹很瘦、年紀很大的馬。每次去賣果,馬的背帶一側放西瓜,一側放梨,姐妹倆再各背一簍。經過村莊,村民看見姐妹牽著馬、又背著簍,笑著問她們為什么不騎著省力。“馬太老了,走山路久了就喘粗氣,不忍心騎。”
邊讀書、邊給家里幫忙的生活持續了幾年,姐姐先外出打工了。再后來,陪著她一個人走山路的馬也老死了。同一年,王平輟學。
為了這件事,她與父親吵了一架。父親說,家里負擔不起初升高的學費,但王平“想要知識、想要再讀幾年”。爭吵無果,她也決定外出打工。
走出了大山,走出了父母的圈子,王平想象中的“生活獨立”,卻沒有來到。
沒有技術、沒有文憑、不善言辭……鮮有人愿意招聘這樣的員工。王平只得投奔當時在浙江溫州打工的姐姐。
在溫州瑞安,她偷偷住進了姐姐的員工宿舍,在縣城飯店做幫工服務員,接著陷入了初戀。后來,在男朋友的幫助下,王平在商場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做品牌女裝的柜姐。
采訪中,她伸出手比了一個“八”字:“做服務員、打散工,才500元一個月,我那時候每月能拿800塊,還是在室內,有空調。”
正當她覺得大山外的生活終于有起色的時候,變故接踵而至:成年不久就一頭撞進婚姻,有了女兒、辭去工作,卻因為感情破裂,王平結束了第一段婚姻,無房、無工作的她又失去了女兒的撫養權。
“是不是人生來就是那么苦?”從前夫家離開的時候,王平記得很清楚,沒有下雨、可每邁一步都很難走,自己穿了一雙涼鞋,拎著塑料袋,里頭沒有財物,只有幾件衣服。
一如幾年以前,她孑然一身地從山里走出的樣子。
貴州大山深處,孩子們有了不一樣的童年 《天下網商》葉晨 攝
歸來創業
離了婚,王平又在城市里尋找各種生存的縫隙。期間,她打過零工、在小縣城做過啤酒推銷,也談過戀愛。
第二任男友會帶著她頻繁搬家。之后王平才知道原因——他的工作涉及灰色產業。從那時候起,王平變得特別怕搬家,沒有安全感的生活,最終引向了兩人的分手。
此時距離王平走出大山,已經過去了10多年。當年想睜眼看世界的夢想,在她的回憶里、敘述中,變得縹緲而不可名狀。“什么地方是屬于我的?什么樣的才叫做家?”
2018年前后,王平回到了貴陽,但也只是“貼近老家”。
當時她回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醫療美容行業在貴陽興起,王平拿出幾年間打工、開超市留下的5萬積蓄,入股了一家醫美機構,還用前幾年從事柜姐、酒類銷售的經驗,做起了醫美銷售。
很快,押中市場東風的王平,收入有了提高和保障。她說,每月有兩三萬元的分紅,持續到現在。
收入上漲的同時,回到貴州的王平也發現,這里的群山不再像自己出走時那么閉塞,反而對外展現出拱手相迎的姿態。
2015年末,有“山地公園省”之稱的貴州成為中國西部地區首個實現縣縣通高速的省份;基礎交通的便利,帶來了旅游業連續多年的井噴式發展。2016年,貴州接待游客還只有5.31億人次;2017年,這組數字變為7.44億人次;到了王平回到貴陽的2018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總收入分別達到9.67億人次、9460億元。
但在施秉縣,老家的舊宅、承包的山頭,都還閑落著。
2020年春節,父母都在外務工、沒有回來。“我發現自己對家的概念其實是深厚的。”她突然有個想法,把舊宅改造成民宿,和父母留在山里工作。
這個想法一經萌芽,就像山頂的風力發電機似的,在王平的腦海里不停旋轉。這時,在施秉縣從事文化工作的舅舅也表達了對她返鄉創業的支持。最終,一家人湊了約100萬元,用于籌建民宿。
王平早早拍下了籌建中的民宿
資金有了,但做民宿,王平沒有經驗。
2021年,民宿一期落成后,擺在她面前的是完全空白的品牌包裝、近乎真空的營銷渠道以及一系列的運營難題。
與此同時,王平也犯了一個初入賽道者做民宿時常犯的錯誤——過于樂觀地將全部起始資金花在了基礎建設,后續運營、人員培訓、營銷推廣方面的推進則顯得捉襟見肘。
2022年,在運營方面倍感吃力的王平多方詢問,在當地朋友的引薦和扶持下,申報了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和浙江螞蟻公益基金會組織的“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班。
項目免費提供的運營管理培訓,正是學歷不高的王平所急需的;她的山居夢和作為女性返鄉創業的代表性、示范性,也是公益項目想要傳遞和鼓勵的。雙方一拍即合。
“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班上的插花課
王平成為了貴州本地的第三期學員,培訓班的師資力量則由經驗豐富的五星級酒店管理者、民宿運營專家、禮儀、茶藝培訓國家級培訓師等組成。“老師們還會教大家拍照、拍短視頻,用在社交平臺、OTA(在線旅行商)上的推廣和營銷。”
做民宿以來,她從來沒有那么急迫地想讓更多人看到自己以女性視角重新構筑的“家”。
山中的求變
7月,一個電話從義烏的一家超市職工休息間里撥出,打給了距離浙江約1400公里的黔東南州。
短暫的寒暄過后,王平得到了等待很久的好消息:身在義烏的父母務工合同即將到期,馬上就能回老家、回老宅子,一起經營民宿。“有溫度的主人翁意識在民宿運營中非常關鍵。”
盼人回歸,成為貴州大山里的一種新現象。
在距離施秉縣2小時車程的雷山縣白巖村,有段時間,王情也一直在守著電話。
今年是村里民宿開業的第三年,也是她擔任貴州省黔東南州雷山縣白巖村鄉村旅游合作社職業經理人的第一年,她負責發現并培養民宿行業人才。
從城市回歸、在白巖村工作的王情(左)
今年年中,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示了18個新職業,“民宿管家”位列其中。新職業提出的背景是,在我國西北、西南及中部鄉村地區,旅游業隨著基礎建設的完善迎來發展、并成為鄉村振興的抓手,但在服務水平方面,尤其是民宿管家服務能力、人才儲備上,偏遠地區仍存在較大不足,急需社會的正名、重視和扶持。
“村里人才流失大,很多人不愿意回村,都往城里走。”這幾個月,王情在給同一批參與了“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班的同村村民劉菊做工作,不惜“現身說法”。
畢業于貴州民族大學表演系的王情曾在貴陽擔教音樂老師,工作穩定。但問題是,貴陽離老家村子還是太遠。
生了孩子后,王情想找一份能夠兼顧家庭和事業成長的工作。那時候,白巖村的鄉村振興代表項目牧云澗民宿剛好落地,她報名并入選了第一批民宿管家。
現在,王情每天騎電瓶車上下班,5分鐘左右的距離,改變了原本家和工作地的疏離關系。她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比任職教師期間還要高出一些。
從事民宿相關工作,對于提升鄉村女性的安全感、成就感、幸福感非常有效。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百美村宿項目部主任郝德旻舉過一個例子,“過去我們在貴州鄉村做女性民宿工作者培訓,開始她們的丈夫總是反對,后來發現自己的收入還沒有妻子高的時候,這樣的反對聲就小了、接著沒了,女性的家庭地位隨著自身經濟能力的保障提高了。”
這也是“數字木蘭”就業培訓系列計劃誕生的初衷之一。
作為其中的一個代表項目,2022年,“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計劃目標在甘肅、四川、貴州、江西、河北、湖南、河南等地設立“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基地,預期年內免費培訓2000名民宿管家,舉辦相關專場培訓不低于80場。
貴州省“數字木蘭”民宿管家培訓基地在白巖村掛牌落成的那幾天,王情特別高興:劉菊還是給她回了電話,并且返鄉做了民宿管家——專業的人才多了,下一步合力把村里農產品推廣銷售的點子就有了基石。
35歲的王平不再彷徨。掛牌活動的晚餐會上,她多喝了幾杯,苗家的米酒,一口接著一口。
群山是緘默和淳樸的,容得下前半生的懊喪和遺憾,也接得住創業者的回歸與新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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