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數字游民，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陶晶、周則旭

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公司為員工提供“隨處辦公”的選項。實現工作空間自由，開啟“數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受年輕人青睞。據 2022 年初發布的《2021 中國旅居度假白皮書》顯示，超六成年輕人渴望成為辦公地點不固定的“數字游民”，在工作的同時享受度假生活。

那么，什么是數字游民？數字游民的產生背景與主要特點是什么？疫情期間風口上的數字游民行業發展現狀如何？又有哪些值得我們反思和展望？

本文將帶來對于數字游民這一新興生活方式全新審視和思考，希望大家有所收獲。

中文數字游民生活方式主題博客——“數字游民部落”給這種生活方式下了一個更為具體的定義：

數字游民是一種被數字信息技術賦能的全新生活方式，它的受眾特指那些完全依靠互聯網創造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與工作地點間的強關系，達成地理位置自由和時間自由，并盡享地理套利紅利，全球移動生活的人群。

數字游民們通常在不同的城市，甚至在不同的國家進行遠程工作。如通過使用連接互聯網的計算機、智能手機，在咖啡店、公共圖書館、公用辦公空間甚至露營車工作。他們通常是自由職業者、線上投資者、遠程工作者或者互聯網創業者等。

最后，數字游民的宗旨并非在于單純的流動和打破工作地點與身體所在地的強關系，而是利用地理套利盡可能的實現在有限的收入下獲取更為優質舒適的生活。

數字游民，是圍繞流動空間組織起來的網絡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一種新興的典型的，極富當代流動社會的特點的新生活方式。

在社會學家卡斯特看來，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逐步推進的信息主義再結構過程，加速、引導與塑造了信息主義發展方式，其特征是以信息處理為核心、以彈性網絡為組織基礎、以效能整合為基本功能、以服務而非產品為主要形態，它的效果無處不在，人類存在的所有過程無不為它所塑造。他將這種由電子通信技術作為組成結構的社會稱為網絡社會。

數字游民從純粹的自由追求到內容變現，也對應著互聯網應用的發展進程。

1.自由追求：彈性工作與對泰勒主義的反叛

隨著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激烈競爭、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與全面普及、消費市場日益多元的動態變化, 各國勞動力市場的相關政策也更加開放，“彈性雇傭制度”成為新經濟下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發生聯結的方式。企業通過簽訂短期或者臨時性的勞動合同以提高生產的邊際利潤。數字游民正順應了這一趨勢。

自由職業者在勞動時間與空間上所表現出的彈性，可以說是一種對于追求產品流通與分配效率極致提升的“泰勒主義”勞動控制模式的反叛。數字游民所屬的彈性工作則是為自我雇傭型勞動者提供了自主選擇和安排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們對于自由的追求。

2.地理套利：數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成本優勢

數字游民這個概念。在2019年時曾有過一次搜索頻次的驟增，特定工種（依靠互聯網即可實現辦公）的人們開始意識到他們無需被固定在辦公室這一特定空間中，甚至無需局限于“在家”工作。

也就是說，人們可以拿著美國紐約這種超級城市的超高工資，前往生活成本較低（普吉島、巴厘島或哥斯達黎加等）的地區進行日常活動，這種利用不同地域的經濟勢差，用同樣的成本卻能購買到更好生活品質的方式，被稱為地理套利：讓自己賺到的錢更值錢，逃離擁擠昂貴的一線城市，去那些風景優美，氣候宜人，性價比更高的城市居住。

Nomad List收錄的適宜數字游牧的城市

“地理套利”在中國有著獨特的表現方式，那就是并不少見的“雙城生活”，這個現象指的是，人們迫于一線城市昂貴的衣食住行成本的壓力，寧愿花更多的通勤成本，在相鄰的其他地市居住，比如北京與天津、深圳與惠州。相比“數字游民”的主動追求，“雙城生活”對于身在其中的人來說或許更像是一個被動的選擇。

3.多元收入：旅游內容變現與網紅經濟

正如數字游民中“游民”一詞，有相當一部分數字游民是通過創作旅游內容，在互聯網平臺上進行變現，以此來獲取其工作地點與內容的自主性。他們將在不同國家游走的生活記錄下來，并利用社交媒體、內容平臺等進行分發并實現流量的持續曝光，進而成為備受關注的“網紅”。

人們對于此種內容也往往樂此不疲，與日常生活有較強反差這一原因自然不用多說；還有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原因即代償心理。當一個人遇到挫折、困境、損失時，他會將自己的需要轉向其他的對象，以擺脫心理上的困境，這一現象在疫情期間尤為明顯。于是，很多人想做卻做不了的事情、想去卻去不了的景點、想打卻打不了的游戲都以觀看的形式實現了。這是對于他們心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的另類實現：“世界那么大，你替我去看看”。

而網紅經濟能夠得以興起，離不開網絡生態對社會權力關系的進一步改造。傳統的評估體系和標準統統失效，取而代之的是訂閱數、點贊、轉發、評論、收藏等與用戶之間互動邏輯下的種種數據。

隨著數據的不斷提升，數字游民得以通過網絡平臺實現了包括自我賦權和群體賦權在內的新媒介賦權，進而打造出影響力廣泛、 價值不凡的個人 IP，培育數字游民群落文化，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其中。

1.產業興起：數字游民服務業態的規模化

盡管數字游民規模尚小，但其商業化前景似乎在服務端得到了印證。

在國外，與數字游民相關的服務產業已經呈現出了一定的規模，許多共同辦公場地在曼谷、馬爾代夫等數字游民熱門地建立。

在國內，數字游民產業同樣被看好。一位名叫劉杰文的原軟件工程師從上海某美資企業辭職，到梅里雪山下的德欽縣佛山鄉瑞瓦村成為一名從事文學創作的數字游民。創作之余，他用微信公眾號幫助當地居民銷售土特產品，通過網絡眾籌建設了雪山木屋和藏家青年旅舍，推薦甚至親自擔任導游，讓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山村變成了遠近聞名的旅游村。由此帶動出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不管是地方經濟和對數字游民的推廣都起到了正向作用。

同樣具有代表性的是浦門公社數字游民基地，坐落于浦江縣金獅湖鼓風機廠舊址，是一座企業共享“數字游民、美好生活”主題的孵化器、實訓營和體驗中心。此外，中國經營報報道視覺設計師 Nian在大理和朋友一起出錢出力，開辦共享辦公空間為落腳大理的數字游民提供辦公和社交的場所。

可見，目前的數字游民相關產業主要是貫徹著co-working，live anywhere兩個主要理念。相關服務產業的發展能夠在實質上為數字游民提供支持，解決落地問題。

2.國家助推：數字游牧簽證推行的體系化

新冠疫情的影響使得各國都不同程度的實施了旅行限制，世界范圍內旅游業遭受重創。數字游民曾一度成為疫情期間某些旅游經濟依賴型國家和地區的希望所在。

包括愛沙尼亞、格魯吉亞、貝爾穆達和巴巴多斯在內的幾個國家最近推出了一種新型簽證，允許遠程工作者進行長期訪問。其中愛沙尼亞，這個人口只有大概幾十萬人，不到200萬的小國，成為全球第一個推出數字游民簽證的國家。換句話說，他們正在建立“數字游牧”簽證，為與地點無關的工人提供居住權（最長 1 年），使他們能夠在該國工作或經營業務，而不管該業務的位置或時區如何。此外，據馬爾代夫政府披露，疫情期間數字游民到來及其帶動的相關產業已經成為馬爾代夫重要的經濟支撐點。

隨著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一些中國的旅游城市不久后也將成為國際數字游民目的地。比如繼巴厘島、里斯本、胡志明、麥德林、第比利斯、首爾、布宜諾斯艾利斯、清邁、布達佩斯、拉斯帕爾馬斯、卡門之后，孤獨星球已將陜西西安列為未來十大數字游民目的地之一。

3.工作革新：企業風險應對與辦公在線化

數字游民的風口期很大程度上由疫情誘發，一方面是遠程辦公的大量推行，比如疫情之后，推特、高盛，微軟等知名企業，已經給所有的員工發出了出了遠程辦公的通知。在大企業看來遠程辦公的價值在于可以創造一個不同人群在一起工作的的生態，更有利于開放討論，知識重組與問題解決。

除了辦公線上化之外，關于線上工作的尋找也成為了數字游民的關注問題。目前針對遠程辦公這一細分招聘市場國外已經出現了如 Working Nomads，Remote OK，Virtual Vocations，等招聘網站或平臺此外在全球最大的數字游民社群Nomad List不僅收錄了全球1000多個城市的相關數據，也可以進行遠程工作尋找。

最后，現代人對于工作觀念的改變也促進了數字游民生活新方式的風行。正如某國內著名數字游民博主所說的“我只工作，不打工”，著名科技評論家Kevin Kelly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說過“許多人一生勤懇的工作，賺錢，存錢，期待退休之后能有足夠的錢去旅行。我決定把這個過程反過來，在自己年輕還沒有錢的時候去窮游，這些在窮游過程中獲得的人生體驗可能以后十億美元也買不來”。

因此在這個網絡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時代，許多數字游民選擇了旅行博主、網絡作家、文字編輯、平面設計、視頻制作、游戲開發、在線教學、虛擬助理、財務顧問、自由撰稿人等在線職業——依靠網絡工作，而自己置身廣闊天地。

1.圈層差異：全球化下發達國家精英的流動性

學者David Harvey在自己的文章里寫道，在新自由主義下，“個人責任制取代了社會保護（養老金、醫療保健、防止傷害的保護），而這些社會保護以前是雇主或國家的義務”。因此，脫離于工作地而全球流動的數字游民，被部分學者認為并不是挑戰工作現狀的“替代”生活方式（盡管數字游牧民標榜著自由、個性與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而更多的是對新自由主義影響的適應。

比如許多數字游牧民族往往來自更發達的國家，他們的護照允許更大程度的旅行自由，簽證也更容易辦理。有些發達國家的數字游民利用國內的豐富企業，網絡資源獲得穩定和體面的收入，然后在不那么發達的國家消費進行地理套利。此外，部分發達國家的數字游民把自己的文化，習慣帶入經濟不那么發達的數字游民旅游勝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旅游地本土的文化和社會習慣。

如何在游民的跨地區流動中協調本土與國際的關系，未來將會隨著數字游民的增加越來越值得重視。

2.獨自游牧：親緣社會情感疏離與工作效率的降低

數字游牧民必須應對生活方式帶來的不確定性、高風險和孤獨。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的需求從層次結構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別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誼），尊重和自我實現。可見人是社會化的動物，社交，尊重甚至自我實現離不開社會互動的支持。

但是基于地理套利和網絡技術支持的數字游民，時常變換自己的地理位置，和自己所扎根的國家與親緣關系處于脫離狀態，只能依靠虛擬網絡進行連接，這未免會產生情感的疏離甚至缺失。比如國內小有名氣的數字游民夫妻小潘小丁，在結束南美數字游民生活以后也希望疫情后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

學者Reichenberger用軼事證據和先前研究表明，數字游牧文化嚴重傾向于單身旅行者，同樣新興的數字游牧文化身份強調個人自由職業者和零工工作。據倫敦大學學院教授Dave Cook所言大多數數字游牧民開始獨自旅行和工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顯的孤立感變得明顯，侵蝕了自我意識，這在單身數字游民中尤其明顯。因此許多游民選擇改變或者終止自己的行程，或者長久地待在某幾個數字游民地來避免一定程度的文化沖擊而增加文化歸屬感。

Dave Cook同樣發現了數字游牧中情感，社會支持對于個人自律和工作效率呈現正向關系，因此他認為數字游牧民族夫婦則能夠相互約束、規范和支持達到更高的工作效率。其次當下的 co—workering 在數字游民群體中得到推崇，也表明了來自他人的社會支持十分重要。

3.平衡悖論：生活與工作界限模糊

數字游牧民的自由觀念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廣義的、主觀的自由觀念，他們想象著未來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工作和休閑之間的緊張關系消失了。但是多位國外學者認為，數字游牧并不總是自主和自由的，而是一種需要高度紀律和自律的生活方式。很多時候，數字游牧民在剛開始時往往沒有預見到在休閑和旅游場所工作可能會使管理工作和非工作之間的平衡成為問題。

同時，當依靠數字技術謀生的數字游民一族被網絡所牽拉，不得不在路途中實時在線甚至處理工作時，工作和生活的邊界是否會進一步的模糊？就算是以自由創業者自居的游民們，也必須一件又一件的產出自己的作品（文章，視頻等等），自己為自己打工的狀態下有時候工作量也不會太低。

其次，數字游民群體一大特點是生活與工作所在地分離，這導致的時差會帶來工作生活節奏的混亂，變相的模糊生活工作邊界。在Dave Cook的民族志調查中，部分數字游民表示時差不同讓習慣于睡懶覺的自己不得不早起處理工作所在地的事務。因此，當下許多歐洲數字游民群體將目的地聚焦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同時區地區以便減少生活與工作沖突而帶來的旅行體驗感下降問題。

4.自由神話：“靈工”隱喻遮蔽下的風險轉移

THOMPSON等美國社會學家通過深入訪談和觀察的定性方法，記錄了世界各地發達國家的 38 名數字游牧民族生活。調查結果表明，雖然數字游牧民可以自由地在他們自己負擔得起的國家度過他們的時間，但這與他們財務狀況的向下流動相匹配。因為他們不能全職工作 ，部分人必須依靠數字計件工作或零工就業過活。雖然，數字游牧身份不一定與零工經濟掛鉤，但調查事實是發達國家的千禧一代，確實正面臨社會地位向下流動、負債率提高等困境。

早期政治經濟學者福克斯等人提出了“數字勞工”的概念，用來指代那些以信息科學技術為生產工具進行體力勞動的工作者，但是隨著技術進一步的浸潤，數字勞工開始向“數字靈工”轉變。數字靈工指的是那些依靠網絡等新技術進行工作的創意勞動者，主要以腦力勞動、精神勞動和情感勞動為核心，能夠通過工作增加符號、經濟、文化和社交等四種資本。大多數數字游民便是這樣的數字靈工，例如運營自己的社交賬號并且不斷變現，為互聯網公司工作提供創意方案，代碼等。

在數字靈工的隱喻下，許多數字游民忽視了數字靈工有時又是一種零工經濟。案件計費，甚至自己創業必須自負盈虧。少部分人能享受醫療保健、退休、失業保險或家庭假等福利。雖然"自由"被行業管理和數字游牧愛好者們吹捧為工作的好處，但這種生活方式標志著工作向不穩定就業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