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產業政策大多失敗？

文 | 張維迎

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  

中國古話“吃一塹長一智”，但在我看來，我們經常是只吃塹，不長智。計劃經濟在全球都失敗了，這是人類用生命代價換來的一個教訓，但計劃經濟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來，人們對產業政策的推崇就是一個例子。實際上，產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實行產業政策最早的國家，也是產業政策連續時間最長的國家，這個產業政策就是漢武帝開創的重農抑商。重農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阻礙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現在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不再搞重農抑商，但過去幾十年里政府還是不斷推出各種各樣的產業政策，這些產業政策同樣阻礙著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回過頭來看，我國產業政策成功的案例鳳毛麟角，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舉例來說，2009年推行的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導致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政府對光伏產業的支持使得這個新興產業很快陷入危機。

但我們并沒有認真地總結這些教訓，我們不少的經濟學家、政府官員，甚至一些企業家，仍然在不斷地呼吁政府制定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產業政策為什么注定會失敗？大概歸納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第二個原因是由于激勵機制的扭曲。我要特別強調，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扭曲更為根本。讓我先談一下認知能力的限制。

創新是不可預見的  

擁護產業政策的人一般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就是技術進步和新產業是可以事先預見的，因而是可以計劃的。但這個假設是完全錯誤的。

新產業來自創新。縱觀人類的產業發展史就會發現，創新和新產業都是不可預見的，我們現在講到某一個時期某一個產業發揮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諸葛亮式的總結。

30年前沒人預料到今天的新興產業，甚至20年前也沒人預料到；同樣，我們今天也沒有辦法預見20年、30年之后哪些產業、哪些技術是最為重要的。

為什么新技術和新產業難以預見？因為創新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的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這與科學上的發現很類似。不確定性與我們通常講的風險不同，風險可以用統計規律來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確定性沒有任何統計規律可尋。

創新是獨一無二的，我們沒有辦法計算其成功或失敗的概率。

讓我舉幾個例子。在人類過去200多年的歷史中出現的具有重要影響的技術，像蒸汽機、火車、汽車、飛機、電力、無線電、計算機、激光、互聯網等等，都是沒有預料到的。

蒸汽機在它最初出現的時候，就是用于煤礦井下抽水，沒多少人認為它有多么廣闊的用途，所以瓦特改進蒸汽機時找不到錢，只有一個叫羅巴克的英國企業家資助他，結果把羅巴克搞破產了。

那時候，能夠使得蒸汽機后來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術都沒有出現，比如火車不存在，輪船也不存在，而火車和輪船的出現又依賴于一系列其他的發明創造，包括鋼鐵質量的改進，機械設備等等。

計算機是IBM公司1945年發明的，當時沒認為它有多大商業價值，所以遲遲沒有投入市場，因為當時計算機必須用真空管，不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計算機真正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是由于十幾年后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出現，而這一重大發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預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術可以說無處不在，我們開會進門的時候身份驗證要激光掃碼，我這里演講要用激光投影，我們聽的音樂是激光唱片，圖書出版要激光排版，去醫院檢查身體要激光，不少手術也變成了激光手術，等等。

事實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現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術才能實現的。

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貝爾實驗室發明激光技術之后，一開始甚至不準備申請專利，因為“激光技術對通信來講沒有多大意義”。為什么激光技術以后變得有意義了？因為出現了纖維光學技術，只有纖維光學技術和激光結合起來了，才徹底改變了通信信息傳輸方式，后來才不僅能夠傳輸語音，而且傳輸數據，現在傳輸音像。

激光技術的巨大價值依賴于一系列應用技術的發明，在后來這些技術出現之前，人們很難認識到激光技術的價值。

另外一個例子是騰訊的馬化騰。我曾遇到過一個風險投資家，他說“想起馬化騰就想扇自己兩耳光”，他說當初馬化騰就想要50萬美元，他愣沒看上。馬化騰找不著錢，最后是南非的那家投資公司。可見，騰訊的成功不能被預計。

我舉這些例子，就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所有重要的創新，所有因創新而成功的新企業，更進一步是所有新產業的出現，都是不可預見的，因為創新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

產業政策是豪賭  

產業政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要把有限的資源（人力的、物質的）投在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標上，這實際上是一種豪賭，連盲人摸象也談不上。

不能想象政府官員對未來技術和產業的判斷比企業家更敏銳，當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員確實很有企業家精神，但總體來講政府官員要比企業家在創新方面更為遲鈍。

更加普遍的是，當政府官員認識到某種技術的重要性的時候，這種技術基本上已經過時了。

比如說1990年代，中國電視機廠家只搞組裝，沒有核心技術——彩色顯像管，所以政府花數十億美元進口了幾十條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結果顯像管生產線還沒裝配好的時候，技術就過時了，因為我們進入了數字時代，顯像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專家制定產業政策呢？也不行，因為專家可能有硬知識，但沒有創新所必須的企業家的敏銳性和軟知識。如果要依靠專家的話就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專家認為正確的東西很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靠企業家制定產業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為有資格被邀請參與政策制定的企業家一定是已經成功的企業家，但過去的成功不代表未來的成功，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創新通常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創業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領袖。

不妨設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國政府組織一個產業政策委員會，由比爾·蓋茨任主席，互聯網時代就不會這么快到來，因為比爾·蓋茨當時根本不看好互聯網，只看好PC。

不搞砸絕不罷手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除了認知方面的原因，還有激勵機制方面的問題。

政府官員的激勵和企業家很不一樣：企業家試錯，失敗了損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員做事成功了沒有與此對應的貨幣收益，失敗了反倒可能要承擔一定的職業風險（盡管并不總是如此）。

所以政府官員考慮更多的是怎么回避個人責任。

回避個人責任的一個辦法就是聽取專家的意見，這樣任何政策出問題以后都可以說事先征求過專家的意見，官員自己當然就沒有責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說，聽取專家意見已成為政府官員推卸責任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辦法就是忠實執行上級的政策，上級號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風”，別人（其他地區）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別人做動漫，我也做動漫，別人做太陽能，我也做太陽能。這樣即使最后失敗了，大家都失敗了，又不是我一個人失敗了，我個人當然也就沒有責任。

光伏產業的情況就是這樣，國家決定發展光伏產業，全國都這么搞，我也這么搞，各地都這么搞，最后就搞成這樣子。所以我們看到，一旦政府鼓勵任何一個產業，這個產業一定會變得產能過剩，危機四伏。

凡是政府扶持的產業，不把它做砸絕不會罷手。

當然，做砸了是不是罷手也不一定，因為政府官員還可以錯上加錯。政府官員一般不愿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

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這就從無知走向無恥！比如說，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億的政府資金，搞了個所謂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漢芯一號”，后來被揭露他不過是把摩托羅拉芯片買過來磨掉人家的商標而已。

這樣的情況在自由市場是不可能的。

自由市場上，如果一個企業家犯錯誤，第一他沒有積極性掩蓋，因為越掩蓋虧損越多；第二他也沒有權力掩蓋，因為有競爭對手存在，誰也沒有辦法阻止別人證明自己的錯誤。你搞一個技術，人家也搞一個技術，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產業政策還帶來尋租行為和腐敗。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

現在一些所謂的新技術公司賬面有利潤，一檢查利潤都來自政府的補貼。所以不難理解，大量從政府拿錢的企業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創新企業。

企業家要爭取的是普遍權利而不是特權  

總結一下，由于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

事實上，產業政策只能阻礙創新，而不可能激勵創新。

跟著產業政策走的企業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創新型企業家。

為了創新，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什么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企業、任何行業任何特殊的政策。

因為，任何特權都是對他人的歧視，會扭曲企業家精神。

我要特別呼吁一下，企業家應該爭取的是每個人的平等的權利，而不是給自己的特權。

但我很遺憾地發現，現在一些企業家向政府所爭的是給自己的特權，而不是給所有企業家、所有個人平等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