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編劇生存實錄：擺攤、賣花、送外賣
2021年底，一篇名為《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人在干什么》的文章出圈了。作者是《愛情神話》的導演兼編劇邵藝輝，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這篇文章里，邵藝輝講述了畢業后在朋友圈賣電子煙的經歷，還有校友們形形色色的各類副業，大多都與文學和電影相差十萬八千里。
出自邵藝輝文章
這篇文章寫于2019年，當時就火了一波，邵藝輝還因“抹黑電影學院”被批判了一陣，但在2021年《愛情神話》票房和口碑雙贏后，這段賣電子煙的辛酸往事再度被翻出來時，多少就帶了點兒傳奇色彩。
對自己成名前的編劇經歷，她曾這樣評價：“我發現做編劇完全不受人尊重，就是你在錢上，在人格上，在作品署名上，一無所有。”至于后來能走出一無所有，她在某次采訪里歸功于“走了狗屎運”。
無獨有偶，近期某部仙俠劇也上演了一出“決戰編劇之巔”，究竟是大編劇們抱團排擠小編劇，還是小編劇領非己之功，至今仍是未解之謎。但無論如何，編劇權益問題至今仍是行業之痛，這點毋庸置疑。
“走狗屎運”者如邵藝輝，憑作品為自己掙得了一定的話語權，但那些沒走狗屎運，依然在行業下游苦苦掙扎的編劇們，又是怎樣的呢？
骨朵對話了三位自稱身處行業底層的編劇，試圖通過他們的講述，探析一下這個行業光鮮亮麗的背面。
小魚是某知名985大學的碩士，本專業與影視傳媒毫無關聯，入行是因為研二時在一家娛樂公司實習，認識了一位電影學院畢業的朋友。
因為非科班出身，小魚能接觸到的機會非常有限，她選擇跟著科班出身的朋友一起撰稿。“我朋友是底層，那我應該算是底層中的底層了吧。”
小魚在2020年入行，彼時影視行業正處在疫情和寒冬的雙重危機下。放棄本專業的工作進入影視行業，有點“49年入國軍”的感覺。
“當然是因為很熱愛才會加入。我從小就一直有個電影夢，但是考大學、考研的時候都沒敢考慮這方面，老老實實地選了安穩的專業，直到認識了這位電影學院的朋友。我覺得如果再不抓住這個機會，我可能永遠沒法踏入這個行業了。”
但她的夢想很容易就被現實擊得支離破碎。
小魚跟著朋友輾轉經歷過幾個編劇工作室，這些編劇工作室規模都不大，大編劇下面通常有六七個小編劇。而編劇工作室的模式通常是大編劇主導故事方向，大綱、分場等具體的工作則分配給下面的小編劇。
“項目進行的時候會定期開劇本會，梳理故事結構，分配工作任務。當時還在疫情期間，基本都是遠程開線上會議。每次開劇本會，我的心理壓力都非常大，因為當時跟的大編劇脾氣非常差，說罵就罵，隔著屏幕我都能被罵哭。”
大編劇被認為是工作室食物鏈頂端，掌握著全部的財富、資源和話語權。“她可能寫五集左右就能拿到幾十萬了，但分到我們頭上的很少。有一次我寫了一個多月，最后一共只拿到2000塊錢。署名權也是只有大編劇有，誰給她干活多、聽話，可能才會被大編劇‘賞’個署名權。”
入行至今，小魚一共做過四個項目，其中有一個已經成功上線，還有一個正在準備上線。
但她一直沒有署過名。
“給我結尾款就行，署不署名的，隨緣吧。”
出自《全資進組》
“尾款ptsd”幾乎是編劇這行的職業病。編劇的稿費通常視項目情況分幾個階段結清，比如完成大綱后、完成故事梗概后、完成分集后等等，而最后一筆稿費就是最容易被拖欠的。“簽合同的時候，就預想了會被拖欠尾款的情況，所以會盡量把這一階段的錢的比例壓到最低。”
“我甚至在項目開始的時候就已經默認了尾款是拿不到的。”另一位受訪編劇安莉莉這樣告訴骨朵。“這種情況太常見了，我加的編劇群里，有大編劇都被拖欠了幾百萬的稿費，何況我們這些底層小編劇。”
至于拿不到尾款后采取維權措施，那也是大編劇們的特權。“中間合作就很耗費精力了，沒有余力再去維權了，打官司什么的，耗不起。”小魚說。
比拿不到尾款還要讓小編劇們吐血的是被騙稿、洗稿。
阿青是一名剛由小說寫手轉戰小程序短劇領域的編劇，和一集幾十分鐘的網劇相比，小程序短劇一集一分鐘左右的體量要小很多，門檻也相對低一些。當然，稿費也會低不少。
小魚是網劇編劇，一集的費用通常在幾千左右，在行業里價格很低。而阿青的稿費和她一比，幾乎只有個零頭。
“我寫了80集，只拿到了500塊。”提起此事，阿青還是很生氣。起初，他是在某個app上看到了某工作室的短劇收稿信息，由于不了解市場價，覺得5000塊錢一部100集左右的短劇，價位可以接受，于是就加了編輯試水了一下。
寫稿的過程并不算很順利，期間改稿數次，雖然最后還是通過了，但原本許諾的5000塊卻變成了500塊。
緊接著，他又發現，原來5000塊一部的價格，其實也遠遠低于市場價。“如果直接和平臺方合作，都是一兩萬起的，還有各種分成。但是剛入行的新人們通常能力不夠，所以還是會選擇跟著工作室，工作室會幫忙對接平臺，也會抽成。但是抽成抽得這么狠的，根本就是騙稿了。”
后來，阿青聯合了其他幾個有類似經歷的小編劇，在那個有幾百個寫手、編劇的工作室群里揭露了工作室壓價、騙稿的事情，那個群最終被解散，工作室的“老大”也被掛到各類社交平臺。但阿青的稿費，還是沒有拿到手。
不過，他們也早就習以為常。
“干了這一行，誰還沒有過幾個兼職啊？”
安莉莉是學導演的，2019年畢業，因為拍攝畢業作品時預算超支，負債幾十萬，直到今年，債務才還得差不多。
“在學校的時候，我是很理想主義的，之前有個作品，老師覺得應該把它做成網大，但我覺得這是在侮辱我，我寧愿去跳河。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文藝、非常嚴肅的片子。”
那時候的她沒有想到，之后自己會“下沉”得如此徹底。不僅是創作的下沉，還有生活的下沉。
因為導演的工作機會太少，為了還債，安莉莉轉去當了編劇。起初她是編劇助理，什么火就寫什么，沒有選擇權。她不得不摒棄在學校里學到的經典和理論，去寫在自己看來很幼稚的甜寵。
做編劇的同時，安莉莉也做文案、運營自媒體，什么賺錢寫什么，她還去夜市擺過攤，賣檸檬茶。
“擺攤一點都不輕松。網上有很多年輕人擺攤的帖子，其實都把擺攤描繪得理想化了。賣檸檬茶的時候，如果那一天下雨了沒法出攤，或者有城管來，我的心情就會特別糟糕，因為會虧損。而且也會有很多突發情況，比如你幾天不去，你的攤位就會被其他人占了，或者一個不留神，就有人往你的三輪車里扔垃圾。”
小魚也做過多種兼職。因為自由編劇不用坐班，她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一個四五線城市。比起安莉莉，她對自己的兼職更滿意一些。她賣過氣球、玩偶，最后選擇的是賣花。“一開始賣花只是因為干編劇掙不到錢，又不穩定，現在倒是挺喜歡的。”
小魚賣的花
現在，小魚幾乎每天都會出攤，她的出攤時間不長，通常會選擇在人流量較大的商場門口，一個月能穩定有幾千塊的利潤。在她的城市，這筆賣花的收入足夠讓她生活無憂，也可以讓她在面對落空的編劇項目、被拖欠的稿費時，更從容一些。
阿青轉行編劇之前是小說寫手，拿不到稿費的時候做過一段時間的外賣騎手，“寫作太虛了，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寫劇本都這樣，送外賣的話，起碼送一單就會有一單的錢。”阿青坦誠，如果接下來的短劇不順利，他會考慮重操舊業。“不過可能會跳槽到XX（某外賣平臺）的對家。”他開玩笑地說。
阿青送的外賣
兼職，對于朝不保夕的小編劇們來說，可能是比主業更靠譜的存在。
小魚是名校研究生畢業，畢業后她的同學大多從事著體面穩定的工作。據她所知，做編劇的只有她一個人。“畢竟本專業和編劇八桿子打不著，我父母當時也特別不支持不理解。”特別是后來她嘗試做副業的時候，父母的心疼和反對達到了巔峰。
“他們一直勸我考公，還是希望我能安穩點，找個正兒八經的工作去上班。”她認識的另一個非科班轉行做編劇的朋友，被底層毒打后毅然抽身，用那段經歷當跳板，入職了一家影視公司做策劃。“起碼有錢拿了，還有五險一金。”
五險一金是不少自由職業者的痛點，編劇江湖上流傳著“做著幾千萬的大項目，舍不得幾十塊的掛號費”的段子。很多底層小編劇不舍得自己繳納社保費用，所以一旦生病，就會立刻面臨醫藥費無法報銷等問題。入職正規公司做影視策劃，是個比做自由編劇穩妥點的選擇，而且也沒有離夢想太遠。
“但我還是想當編劇，”小魚說，“雖然現在還不能寫我想寫的故事，但堅持下去，總有一天會的吧？今年，我之前接的一個停了的項目也復工了，這不就變好了嗎？而且，雖然是少數，但這行里確實還是有人在做好東西的。”
安莉莉背負著畢設的債務，艱難度過了畢業后的這幾年，見識過行業里太多的不公，也寫過很多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但她還是沒有忘記自己最初的那部作品《夏日昆蟲紀事》。“雖然現在看來很幼稚，但我還是希望能重剪，讓更多人看到。”
截圖出自安莉莉作品《夏日昆蟲紀事》
比起小魚和安莉莉，阿青沒有太多情懷加身，他對這個行業仍抱有實際的期待。“我就覺得我干這個，應該還是能賺到錢的，所以就再堅持堅持。”
不管推動這些底層編劇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起碼他們都還在堅持著。2023年，影視行業也有了回暖跡象。也許有一天，他們擺攤、賣花、送外賣的經歷，也會像邵藝輝賣電子煙一樣，成為一段“成功之前”的勵志故事。
（文中采訪對象均為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骨朵網絡影視”（ID：guduowlj），作者：GuDuo骨朵編輯部，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