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談AI時代的工作：意義的危機與不工作的神性

作為一個老師，我的學生分兩類：一類是未畢業的學生，一類是已畢業的學生。兩類學生都很焦慮：未畢業的學生，擔心自己找不到理想的、有意義的工作；已畢業的學生，問老師最多的一個問題是：我現在做的這份工作有什么意義？如何對抗或者說消解工作中不時來襲的無意義感和對工作內容的抵觸？

說到意義的危機與重建，我想先從我們生活意義的一種結構性的荒謬來講起。因為我們都知道在不同的學科當中一直有一種看法，把人類看作是一種符號化、概念化、尋求意義的動物。在過去的幾年內，這種看法在社會科學和哲學當中都變得越來越流行，因為我們人類努力從經驗當中來獲得意義，并且通過獲取意義的過程來給我們周邊的世界賦予某種形式和秩序。這種努力越來越像是我們所熟悉的一種生物學的需要，這個看上去有點高端的需要，其實對每個人來講是真實而又迫切的。

然而問題在于說，常常會出現的一種情況是，我們越是努力從經驗中獲得意義，反而越容易墮入一種空虛的深淵。

比如講，為了實現在個人生活和事業上的成功，一個成年人可能會花費數十年的光陰，但是在最后實現了很多東西以后，他反而可能會感到其中的空虛，這種情況我們司空見慣。人類面臨這樣的一種困境，其實也不是從今天才開始。

叔本華對此有一個解釋，他認為我們的生活當中存在某種結構性的荒謬。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當中叔本華寫道：“一切意志的基礎都是需要和匱乏，因此它就是痛苦。”所以從生命的本質和起源來看，一切生命注定都是痛苦的。反過來講，如果欲望太容易滿足，意志的目標馬上就會喪失。由于缺少目標，這個時候可怕的空虛和無聊就會趁虛而入。

因此叔本華打了一個比喻，他說如此一來，生命就像是一只鐘擺，在痛苦和無聊之間來回擺蕩，事實上這兩者都是生命的終極組成部分，這就是叔本華為我們描述的困境：你的意志，要么有目標，要么就沒有。如果你什么也不想要，你就是漫無目的的，這個時候就可以把你的生命定義為空虛，這就是我剛才講到的那種無聊的深淵。但如果你確有所求，你所求的東西一定是某種未經滿足的欲望、尚未實現的目標或計劃，但這樣的東西也是致命的，因為你想要的東西自己現在尚未擁有，對于你來講，這構成一個巨大的痛苦。然而如果你想去獲得這種你尚未擁有的東西，這個過程又是極其艱辛的。

更致命的地方在于說，一旦你真得到自己想要的，也就是說你的欲望得到了滿足以后，你本來應該是感到幸福，感到高興。但恰恰相反，在你的目標實現的一剎那，你發現此刻的自己漫無目標，情緒低落，因為你的追逐結束了，現在你無事可做。所以如果我們按照叔本華的理路來認識，就會發現，其實核心的問題根本不在于你的欲望常常得不到滿足，而在于說，你處于一種永恒的困境當中，就是你哪怕滿足了欲望，還是逃不脫這個困境。

叔本華當年在柏林的時候，企圖跟黑格爾唱對臺戲，甚至有一種說法說他有意把他自己的課安排在黑格爾講課的時段，但我們知道叔本華最后慘敗，因為按照他的這套理論，他肯定不是一個激勵人心的演講者。相反地，如果你有幸坐在他的課堂上，你會發現他所描繪的人生路徑極其黯淡，因為一個失去目標的人生的確是空虛的，甚至都不可以算作人生。

讓我用這個出發點來思考，你的人生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你有目標，但是我們需要對目標來做一個分界，因為有些目標是具有終結性的，有些是沒有終結性的。舉例來講，如果我們從日常生活當中的常見活動來看待這個目標問題，比如說你求職，或是你成功求職了以后，需要時常寫工作報告；你下班開車回家，或者你散步、聽音樂等等，這里面有些目標是終結性的，比如開車回家這事是終結性的，你到家以后它就完成了。結婚這樣的事情，或者是寫作這樣的計劃，都是可以做完的事情。

終結性活動的目標就是實現某種終結狀態，在這個狀態下某些事情被完成，然后這些事情就消亡了，但同時也存在其他的非終結性的活動，此類活動我們視之為，目的并不在于抵達事物終局的那一點上，不在于追求事物實現的最終狀態。比如說散步這事兒，沒啥目的，聽音樂也沒有什么目的。讀書和思考，嚴格地來講也沒有什么目的，排除那些純粹是為了某些功利的原因來讀書的人。理解他人沒有終局，建立親密關系沒有終局，這些活動都是非終結性的。所謂非終結性并不是說這些活動就不完結，你隨時隨地可以把它們停下來，而且鑒于你人生的有限性，你一定會在一定時刻停止去做這些事情。然而你停止去做的時候，并不等于完成了這些事，你永遠無法完成它們，它們是沒有界限的，也是沒有結果的，因此它們是無法衰竭的，也永遠抵達不了終點。

做了這樣的一個分析以后，我們會發現說大部分人的人生基本上是被計劃好的，或者為了實現某個目標精疲力竭，執著于把事情做完，凡是這種情況下你所從事的活動都叫做終結性活動。如果你的人生的意義的來源當中有太多的終結性活動，其實你時時刻刻仿佛是在為摧毀自己生命中的意義而戰，除非你的計劃多到無法全部實現，或者你一直堅持去找到更多的意義，不然你就是一個沒有救的人，這是叔本華的洞見。如果你聚焦于終結性的活動，你的努力實際上就是在和自己作對。因為你花費光陰，其實是為了把那些為光陰賦予意義的活動一件一件地完結掉。所以我們一定要避免計劃驅動人生這樣的一種活法。

假如你過的是這種人生，你會遭受一場漫長的慢性折磨，它隱藏在各種各樣的事物的漩渦當中。比如我本人是個老師，以老師為例，我永遠會有越來越多的需要完成的課題、等待組織的會議、希望完成的論文和計劃閱讀的書，還有帶不完的學生，對不對？這是一個老師的職業生涯。在過這樣的一種人生的時候，你當然不能夠在散步或者是跟朋友共度的時光當中獲得樂趣。雖說你在完成你的計劃的時候，也不是一無所成，但問題在于你的人生意義諸多根源的大部分還是終結性活動，其實你是在被一種終結性的思維所左右。這個可以解釋說，為何你在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以后，仍然會感到空虛，感到重復，感到徒勞無功。所以日常人的工作就這個樣子，我只是以老師為例來說明這事而已，你當然可以從事各種各樣不同的工作，但結局并沒有什么兩樣。

這種慢性折磨，導致痛苦成為我們時代的最大現實，然而又很少是那種撕心裂肺的痛苦。索爾·貝婁說：“現代生活，如果你太過在意的話，會令你心神交瘁。”

既然各種工作都擺脫不了叔本華的鐘擺鐵律，我們不妨展望一下工作的未來，或者我也可以直截了當地叫做工作的終結。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的絕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上面所講的終結性活動，它們不僅越來越少意義，反而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無意義；有的時候可能你工作得越多，你的無意義感會愈加強烈。

其次，可見的現實是，人工智能正在給工作帶來巨大的威脅。在人工智能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我們這個時代的工作，正在見證一場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的危機。這樣的危機體現為很多的層面，比如說一個很大的層面是過勞，很多人極其疲憊地在工作，工作永遠做不完；但在另外一個極端上，很多人將要找不到工作了。所以說，一個顯而易見的表象是過勞，另一個表象則是工作崗位的日益稀缺。縱觀整個勞動力市場，包括制造業（由機器組裝的汽車和計算機）、零售業（完全由計算機操縱的商店）以及運輸業（無人駕駛的汽車和火車），都在漸漸趨向或經歷著最終的全面自動化。人工智能將接手許多曾被認為不可化約的工作，從市場營銷到投資銀行，從準備法律合同到教授數學，就連“較高層次”的認知和智力工作也不能幸免。

這就會造成勞動力市場的一個極大的萎縮，最終勞動力市場的萎縮對有工作的人和沒工作的人而言，影響相差無幾。就業競爭壓低了工資，同時對人們的工作效率和奉獻精神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一大批前途不可限量的員工時刻整裝待發，一旦我們出現閃失，他們就會取代上位。這將加大我們的工作壓力，切斷我們的退路，讓我們產生一種聽天由命、萬念俱灰和身陷囹圄的感覺。我們之中的許多人拼盡全力維持著體面的生活，或是僅僅想要生存，卻發現自己被困在充滿壓力、沒有成就感的工作之中，疲于奔命。這也就是“內卷”或者“躺平”成為中國社會流行語的內在原因。

這種迫在眉睫的危機呼喚一種針對“后工作”（post work）時代的新思想，它需要一群思想者來思考，如果我們來到一個后工作時代，如果未來世界當中的確沒有工作，它會造成什么樣的一種經濟、政治和社會后果？

全民基本收入，即政府為每位公民提供的一筆收入，旨在保證公民維持基本生活，無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這一概念正在激進社會政策圈子里得到熱捧，并已然成為“后工作”政策和相關討論的核心支柱。比如華裔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楊安澤提出的“自由紅利”，是所有美國成年人的普遍基本收入，沒有任何附加條件，是一套每月1000美元或每年12000美元的保證付款，支付給所有18歲以上的美國公民。

OpenAI的CEO山姆·阿爾特曼也持這種觀點，早在ChatGPT問世之前，他在談論“萬物摩爾定律”（Moore's Law for Everything）的時候，就提出可以建立一個美國股票基金，每年對超過一定價值的公司征收其市場價值的2.5%的稅，以轉移到基金的股票支付，并按照所有私人持有的土地價值的2.5%征稅，以美元支付。所有18歲以上的公民每年都會得到一筆美元和公司股票的分配，存入他們的賬戶。人們可以以自己需要或想要的方式使用這些錢——更好的教育、醫療保健、住房、創辦公司等等。

然而，正如許多“后工作”思想者所言，“后工作”的未來世界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它既是政治的、務實的，也關乎人類生活的意義。在下一個世界中，工作場所不再是迫使我們追問生命意義所在的中央世界。如果不工作，什么能讓生活有意義？如果工作不是我們天生具備的根本屬性，那么我們又是什么樣的人？

我會和此前的許多思想者一樣，把救贖的希望寄托在藝術上。藝術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而不是現實的世界里，要將我們的目光從真實轉向虛構和幻想。他們很少采取具體的行動，這使得他們成為那些追求美德和誠實之人不斷質疑的對象。在《理想國》中，出于各種原因，柏拉圖讓蘇格拉底將藝術家驅逐出理想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藝術家不僅對正確的生活和行為方式沒有任何貢獻，也沒有告訴我們它們是什么。蘇格拉底哀嘆，即使是所有詩人中最受愛戴和尊敬的荷馬，也沒能制定出一部憲法、發動過一場大獲全勝的戰爭、推行一種切實可行的策略，或者致力于公共服務。藝術家也許有令人無法抗拒的娛樂精神，但作為生活向導，他們卻一無是處。

大約2300年后，奧斯卡·王爾德顛覆了柏拉圖的價值體系，將這種“無用”提升為藝術家的最高美德。藝術家的所有價值就在于要去抵御那種控制著其他所有人的積極沖動，因此藝術家得以擺脫現實的局限性，找到一種通往無憂無慮的夢想生活的路徑，這一路徑是什么？說穿了就是不以做什么為目的，只為了存在而生活。

盡管蘇格拉底和王爾德持相反立場，他們有個觀點卻如出一轍：他們相信藝術的創造和享受，本質上表達了藝術家對于生活目標的一種婉拒。我說婉拒是比較溫柔的，甚至可能就是一種直截了當的拒絕，因為藝術作品得以存在的基本事實，其實就是指向人性當中一種不必要的、甚至是無用的維度，一種對有目的行動的抵制。我們在讀詩、在閱讀小說或者看畫和聽音樂的時候，很難尋獲任何切身的實用效果。它并不作用在功利主義的維度上。

但是你會問，該如何解釋以下現象，就是藝術領域很多時候是有利可圖的？在文學領域，也存在一個市場叫做暢銷書市場。無論是文學和藝術，都可能是十分賺錢的，也常常出于各種目的為人所用，就連最新的NFT也是如此，所以，藝術從來就是我們的生活和世俗現實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與現實分離的世外桃源。這無疑可以解釋為什么如今的藝術需要不斷從商業價值或社會效用的層面來證明其使用公共資源（金錢、空間、時間）的合理性。藝術必須在經濟或社會上有利可圖。

我們當然可以拿藝術品做各種各樣的事，表述林林總總的故事，但人們對此仍然心懷隱憂，因為一件藝術品之所以成為藝術品，就在于它是“不被使用”的，無關他人的行動。正如法國作家、評論家莫里斯·布朗肖所說，“藝術的行動力貧瘠且微弱……一旦藝術以行動來衡量自己，這種刻不容緩的行動只能把它置于謬誤的境地”。

如果我們不以行動來衡量藝術，而是把藝術當作生活中一個不適合這種度量標準的領域，那將會如何呢？在一篇頗具煽動性的文章中，布朗肖認為，浪漫派藝術家自詡為神圣的“創造者”，讓自己取代古代諸神的地位，卻因此失去了所有神跡中最神圣的一種：在幾乎所有關于世界起源的神話，尤其是在《創世記》的敘事中，神明不僅會創造，還會休息。浪漫派藝術家誤以為自己的神性在于“勞動創作”，其實這是“最不神圣的神跡，讓上帝成了每周工作六天的勞工”。

真正的神性不在于工作，而在于不工作。任何人都能工作，但不工作是上帝的特權。藝術家和上帝一樣，也不是“勞動者”。建筑師用石頭砌墻、架橋或建造日常生活中其他有用的東西，而雕刻家只用石頭將想象世界中的東西變成現實。無論藝術家看起來多么努力，其作品都沒有什么真正的用途和功能。那些自稱納稅人，卻將藝術家視為懶蟲或廢物的人也證明了同樣的觀點——這個世界并不像需要泥瓦匠或醫生那樣“需要”藝術家。

所以，哪怕我們不是藝術家，我們可否在我們的生活中迎回這種神圣的懶散并加以效仿？這種懶散從當代生活中消失，可能既與工作的神化有關，也與社會的世俗化有關。我們太著急做各種事情，進行各式選擇，忘記了應該懶散，應該無聊，應該無所事事，應該待著，而不行動。是否存在一些無意義的東西，反而構成有意義的存在？

*作者胡泳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信息社會50人論壇成員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中歐商業評論”（ID:ceibs-cbr），作者：胡泳，責編：齊卿，36氪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