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陳奕迅都想當“黃牛”，這事到底有多賺錢？
打擊“黃牛黨”是極難的。
前段時間，陳奕迅開了一場演唱會。
在互動時詢問粉絲票價，粉絲們有答980的，1100的（前排的價錢會貴點），陳奕迅感覺還算正常。
忽然，一個粉絲喊出“8000”的票價時，陳奕迅被嚇到，瞬時眼睛睜大，表情很夸張，隨后自嘲道，以后他要去當自己演唱會的“黃牛”。
一張演唱會門票賣到8000元，估計連陳奕迅自己都不舍得買。
其實不只陳奕迅，今年，周杰倫、五月天等歌星演唱會上，都出現了“黃牛”倒賣高價票的現象。
票價高就算了，甚至還有“黃牛”賣假票。
5月的時候，薛之謙在江蘇連云港開演唱會，結果一位遠道而來的粉絲花了4000元從“黃牛”手中買到的高價票，居然是假票！
網傳花4000元卻買到假票的女粉絲崩潰倒地翻滾
這位女粉絲直接崩潰，當場倒地哭鬧打滾，令人唏噓。
“黃牛”這個令人憎惡的職業，我們每個人都不陌生。
只要是買不到的票，或者普通人難以獲取的資源，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黃牛”。
可“黃牛”究竟為何叫“黃牛”？
背后又有怎樣的故事呢？
雖說“黃牛”這個“職業”沒有很明確的歷史記載，但人們普遍認為這個詞來自上海。
老上海有個職業，拉黃包車，車夫風里來雨里去，每天都很辛苦掙點糊口錢。
估計是看黃包車夫們像黃牛一樣辛苦，人們便將車夫拉的車稱為“黃牛車”。
拉黃包車的車夫，無論日曬雨淋都要拉活，十分辛苦
隨著交通業發達，汽車、輪船等新交通工具逐漸在上海出現，但票不太好買。
于是，經常待在車站碼頭附近的車夫們便近水樓臺先得月，兼職幫熟悉的客人買票，從中賺點小費，因此得名“黃牛”。
后來，老百姓又把那些專門倒騰各類黃金及物資的人，統統稱為“黃牛”。
早期的“黃牛”還不太招人恨，畢竟他們也就賺點辛苦錢，還幫人們省了排隊的時間。
解放后，由于生活物資都是統一調配，市場消費幾乎為零，“黃牛”也基本銷聲匿跡。
即便有，也只是偷偷摸摸，小打小鬧。
要知道，“黃牛”那時隨時可以被抓起來，被認定為“投機倒把罪”可不是鬧著玩的：重則可判死刑，輕則得吃好幾年牢飯，誰也不敢為一點蠅頭小利以身犯險。
大批“黃牛”真正出現的時間是1980年代，而且有“大小黃牛”之分。
那個時期，還有價格雙軌制，還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
所謂“大牛”，就是那時俗稱的“倒爺”，發源于北京，就是某些手眼通天的人靠著一張批條，利用“雙軌制”倒騰各種物資。
從鋼材到家電，反正是什么賺錢，就倒騰什么。
上世紀90年代活躍在中俄邊境的“倒爺”
這些“倒爺”根本不需要自己真的去買賣什么商品，僅靠自己能疏通的人脈，就能賺到錢。
當年最著名的“超級倒爺”，要數南德集團的創始人牟其中。
他當時聽說新成立的四川航空公司想購買飛機，又恰好知道前蘇聯由于經濟困難，正準備變賣手中的幾架圖-154客機，便主動聯系了川航，表示自己有這方面的資源。
當時購買一架圖-154飛機要花五六千萬人民幣，而波音客機則需要兩三個億，川航覺得向前蘇聯購買客機更劃算，便同意由牟其中牽線操作此事。
曾經靠“罐頭換飛機”名噪一時的牟其中
于是，牟其中最終拿到的批條和協議書，在山東、河北、四川等7個省以低價找來了500車皮商品交給蘇方，其中包括一大批某省積壓多年的罐頭。
就這樣，牟其中通過以貨易貨的方式，換回了4架客機，不僅川航和蘇方都表示滿意，他自己也從中賺到了數千萬元的酬金，叱咤一時。
像牟其中這樣靠著膽量和魄力倒買倒賣各類資源，一夜暴富的“大牛”還是少數人，大部分都是所謂“小牛”，也就是我們一般意義上說的“黃牛”。
社會上，只要你手里有東西，又是別人急需的，就形成了所謂“利差”空間，自然少不了“黃牛”的身影。
比如北京俗稱的“票蟲”（也叫“拼縫兒”），專門從事火車票、電影票、比賽門票等類型票的倒買倒賣活動。
其中，還有一些“黃牛”是專門負責掛號的，比如醫院、車管所等場所。
除了這些，上海的“黃牛”倒騰的東西更多，像什么外匯券、月餅卡、交通卡等，基本都是長期固定在一個地方“守株待兔”。
因為他們活像一個樁子一樣佇立在街頭，上海人將他們戲稱為 “打樁模子”。
上海的“海派清口”創始人周立波最經典的橋段便是模仿“打樁模子”：雙手插兜，兩腳因為無聊前后抖動，滑稽又形象。
說白了，在物質和信息極度匱乏的年代，任何資源都是稀缺的，也都能被人找到賺錢的機會。
對于年齡在40歲以上的中國人來說，最有可能碰見“黃牛”是兩個場景：買火車票和醫院掛號。
確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之后的二十多年，是“黃牛黨”的巔峰時期。
那時候，一開始還沒有網絡，哪怕是到后來，網絡技術也沒現在那么發達，很多信息，沒法讓大眾都知道。
所以，就產生了嚴重的“信息差”，也就有了“黃牛”施展的空間。
比如，那時買火車票都得到火車站購買，平時還好說，可到了春節前后，就一票難求了。
1981年，全國鐵路春運客流超過1億人次。
由于車少人多，買票難的新聞開始屢屢出現在報端。
彼時，買火車票不用身份證，全靠運氣。
上世紀九十年代火車票購票處最常見的景象
排隊早，有可能買到自己想去的城市火車票，站票也行；排隊晚，連站票都被搶完了，只好空手而歸。
旅客買不到票，很大一個原因是車站“黃牛”開始出現，他們整天廝混在車站，成群結隊買走發往主要城市的火車票，加價賣給旅客。
“良心”點的“黃牛”，一些短途或不怎么熱門的城市，加個10元就差不多出手了；碰到熱門城市或春運，翻一倍的價格，旅客也未必能從他們手里買到票。
關鍵是這樣的情況持續多年，成為全國火車站的常態。
2004年，鐵路完成客運量1.4億人次。
人民網做了一份調查發現，旅客通過托關系購買火車票的占22％，從票販子手中購票的占11.1％。
也就是說，約三分之一旅客手里的車票是從非正常渠道購買的，而僅僅一名底層“黃牛”，春運期間的收入就不少于10萬元。
每年，警方都會展開打擊“黃牛”的行動，但始終無法根除
為了打擊“黃牛”，各地想了很多辦法，如加大車站警力，搗毀一些票販子團伙，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0年，鐵路開始實行實名制購票，這才逐漸減少了火車站的“黃牛”倒票現象。
如果說火車站的“黃牛”可惡，醫院里的“黃牛”（號販子）就是可恨。
曾幾何時，很多大城市的醫院經常人滿為患，基本都集中在掛號處，很多人還是徹夜排隊。
醫院里最難掛的就是那些知名醫生的“專家號”
他們千里迢迢來到大城市的醫院，就是想掛每周只看幾天的專家門診，卻發現怎么也掛不上期待已久的專家號。
為啥？
因為專家號全都被醫院的“黃牛”買走了。
對于那些病人來說，專家號意味著自己能否有新生的機會，是否有康復的希望，結果，他們連醫生的面都見不到。
想看專家？可以！花幾百乃至上千元從“黃牛”手里買號吧。
活躍在醫院里的“黃牛”們賺得盆滿缽滿，倒霉的是那些求醫無門的病患，被罵的卻又是各地的醫院。
醫院也不是不想整治越來越猖獗的“黃牛”，可在利益的驅動下，這些“黃牛”趕不走，打不得，甚至還會隨時報復醫院及患者（家屬）。
事實上，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北京從2008年開始就全面推廣了實名制就診卡掛號，但由于各種原因，國內很多城市遲至2010年后才陸續推行實名制就診卡掛號。
實名制掛號確實有效減少了醫院內的“黃牛”數量
遲是遲了點，但這項措施確實對醫院的“黃牛”產生極大影響，沒人再肆無忌憚地在醫院兜售“專家號”。
因為利益關系，“黃牛”如今又開始利用非法軟件搶號高價倒賣，至今沒有絕跡，但“黃牛”的數量確實少了很多。
遺憾的是，隨著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黃牛”并沒銷聲匿跡，反而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除了醫院和火車站，買車搖號要找“黃牛”，孩子想入學入托，也得靠“黃牛”幫忙。
對于年輕人來說，與“黃牛”接觸最多的場合，或許是準備現場觀看演唱會或賽事的時候。
現在的演唱會（賽事）都是通過幾個票務平臺購買，奇怪的是，很多平臺明明才開售不久，所有票就已售罄。
等年輕人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去現場，卻發現很多“黃牛”手里攥著大把的門票在加價兜售。
任何熱門演唱會（賽事）現場，一定會有“黃牛”加價賣票
這些“黃牛”抓住年輕人急迫的心理，他們手里屯的票，都是加價幾百乃至上千售出。
有人可能奇怪，不對啊，這些演唱會（賽事）都是實名制售票啊，“黃牛”賣的票能用么？
還真能用，這里有個很明顯的“BUG”：大部分演唱會（賽事）雖然采用實名制購票，但進場只認票，不查身份證，只要票是真的就放行。
顯然，這么明顯的漏洞也就給了“黃牛”可乘之機。
要說主辦方和票務平臺對這一點也不會不清楚。
但票務平臺對此的解釋也很有道理：真要強制實名入場，萬一有人想退票，或者轉贈怎么辦？
話雖不錯，但問題在于，歌迷真正的不滿，還是因為買不到票，演唱會的門票甚至比春運車票還難搶。
周杰倫演唱會，一直以票難買著稱 圖為周杰倫2023嘉年華世界巡回演唱會?？谡粳F場
許多熱門演唱會（賽事），除了少部分門票被黃牛通過外掛程序搶票搶走了，某些主辦方和票務平臺為了利益最大化，會將大部分的門票加價出售給了“大黃牛”，畢竟這樣回本最快，賺得也多。
“大黃牛”敢全部加價吃進，是明白這些票根本不愁賣，加點價便轉給他們的下線“小黃牛”們。
花了高價買票的“黃牛”也要賺錢，他們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利用市場稀缺性進行“饑餓營銷”。
像周杰倫、五月天這些有號召力的歌星，演唱會的門票能從數千元被炒到上萬元，背后其實都是“黃牛”在推波助瀾。
票務平臺與主辦方對此心知肚明，因為彼此都是一條船上的利益勾結者。
一般來說，熱門演唱會（賽事）需要先留出10%左右贈票給合作單位或內部人員；至少50%的門票會加價由“大黃牛”打包拿走，剩下不到40%的票才會放到票務平臺銷售。
而且這個比例也不是固定的，隨演唱會（賽事）的影響力而定。
“黃牛”拿到票后也急于出手，除了現場兜售外，很多都學會了通過某些二手交易平臺，裝作“時間沖突轉讓門票”的大學生或者白領，基本都是“黃牛”在玩角色扮演。
應該說，“黃牛”的存在，既有市場供需不平衡、價值體現不合理的因素，又有某些利欲熏心的工作人員內外勾結的因素。
雖說“黃牛”很討人厭，可人家的這個職業就是賺信息差的錢，你想省心、省時間，那就別想省錢。
如同某個網紅奶茶店開業，有人想買了拍照發朋友圈，但一看要排好幾個小時的隊，便選擇從“黃牛”手里買到高價奶茶，主打就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黃牛”在很多領域都能被發現
所以，消滅某個領域的“黃牛”并不難，難的是只要市場出現供需失衡，只要有人愿意以溢價的形式來滿足需求，“黃牛”就一直會存在。
雖說通過觀察“黃牛”業務的變化，不難發現某個產業的變化，乃至一座城市消費觀念的變化，可他們的存在，也是眾多利益鏈條的代表。
所以，打擊“黃牛黨”是極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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